“古之遗直”是孔子对晋国叔向的评价，见于《左传·昭公十四年》。孔子列举了叔向的三件事，称他“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请和我们一起认识这位与子产、晏婴齐名的贤者，聆听他的廉洁故事。

　　立身廉直

　　叔向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著名政治家，复姓羊舌，名肸，字叔向，食邑在杨（今山西洪洞），故又称杨肸。羊舌氏是晋国的公族，出自晋武公，叔向之父羊舌职是大夫。《国语》记载，晋悼公即位后，“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为元尉；知羊舌职之聪敏肃给也，使佐之”。祁奚果断而不放纵，被任命为中军尉，羊舌职聪明敏捷，被任命为祁奚的副手。到叔向这一代，羊舌氏非常兴盛，有兄弟四人，即羊舌赤、羊舌肸、羊舌虎和羊舌鲋，在晋国政坛具有重要影响力。

　　叔向博学多才，善于辞令，常参与重要的政治与外交活动。他品行正直，尽忠辅国，倡导清廉为官，以民为本，崇尚礼治和德治，不仅在晋国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声名远播各国，与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齐名，是当时著名的“智者”。

　　叔向生活的春秋后期，晋国公室日趋衰微，卿大夫的势力崛起，韩、赵、魏、栾、范等世族相互倾轧，羊舌氏家族也被卷入其中。公元前552年，范宣子驱逐栾盈，叔向的弟弟羊舌虎是栾盈的同党，所以叔向也遭牵连，被囚禁起来。后来，祁奚向范宣子进言，称叔向“谋而鲜过，惠训不倦”，有智谋而鲜有过失，训诲他人而不知疲倦，是晋国难得的人才，这才使叔向获释。这些惨痛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权力和财富都是靠不住的，最重要的是个人的修养和品行，因此他更加注重廉洁自律。

　　公元前537年，韩宣子送晋女去楚国成亲，叔向作为副手随行。路过郑国，郑国的大夫子皮、子太叔慰劳他们，子太叔告诫叔向，楚王奢侈狂妄，你们此行要小心一些。叔向则不以为然，认为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谨守礼数，不给人留下把柄，楚王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到楚国后，楚王果然想要趁机羞辱晋国使团一番，但其大夫薳启疆则认为，晋国对楚国并没有失礼，而且晋国人才济济，韩宣子、叔向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是晋国的脊梁，如果真把他们惹怒了，晋国举全国之力讨伐楚国，那楚国可真就危险了。楚王这才作罢。由于叔向是当时有名的博学智者，楚王本来有意要为难他，最后也没有得逞，而是以非常隆重的礼节接待了他们。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叔向看重个人的修养和品德，认为只要立身正直，别人想为难甚至陷害你也找不到借口。

　　贺贫重德

　　清代广为流行的古文选本《古文观止》的第三卷有一篇《叔向贺贫》，是从《国语》中摘选的。人人皆欲与贫远离，何以叔向反而贺贫呢？

　　有一天，叔向去见晋国的正卿韩宣子，韩宣子正在为自己贫困而发愁，叔向却向他表示祝贺。韩宣子说：“我虽然名义上是国家的正卿，但却没有正卿的财富，没有可以跟其他卿大夫交往的资本，我正为此发愁，你却祝贺我，这是为什么？”

　　叔向举了栾氏和郤氏兴衰的两个实例，向韩宣子说明德行比财富更加重要。从前，栾武子的田地不足一百顷，他家里穷到连祭祀的器具都备不齐全，可是他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德行，遵守礼制法度，闻名于诸侯。各诸侯国都乐意与他交往，因此使晋国安定下来，他也确保了自己和家族没有遭遇灾难。而到他的儿子栾桓子时，就变得骄奢淫逸，恣意妄为，通过借贷聚敛财富，本来应该遭受灾难的，只是依赖他父亲栾武子的余德才得以善终。桓子的儿子怀子改变他父亲的做法，而学习他祖父武子的德行，本来可以凭这一点免除灾难，可还是受到他父亲罪恶的连累，因而逃亡到楚国。

　　还有郤昭子，他的财产超过晋国公室的一半，他家族的人口也抵得上晋国三军的一半。他倚仗自己的财产和荣宠，过着极其奢侈、为所欲为的生活，最后的结局是身死族灭。本来郤氏非常兴盛，有五个做大夫，三个做卿，郤昭子如果能够安分守己，那郤氏家族会更加繁荣，可是一旦被诛灭，没有一个人哀怜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树立德行，没有获得人心。

　　叔向最后对韩宣子说：“现在您差不多和栾武子一样清贫，我认为您能够继承他的德行，所以向您表示祝贺，如果您考虑的不是如何建立德行，而只为财产不足而发愁，那我表示哀怜还来不及，哪还会来祝贺呢？”韩宣子听了这番话，恍然大悟，诚恳感谢：“幸亏你的提醒，不然我差不多要走向灭亡了。不但我本人蒙受了你的教诲，我的所有族人也都要感激你的恩德。”

　　叔向的这番话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深刻说明了培养德行、谨守法度对于一个为官者是多么重要，这不仅关系到其个人地位的升降，更关系到一个家庭、家族的盛衰。古人常说祖德、祖恩，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遗产，美名和德望，还是怨恨和罪恶，都会深刻影响后人的命运。一个人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权势和财富，更要放眼未来，看到天下人的幸福苦乐。

　　《诗经》说：“无言不雠，无德不报。”中国人相信，修德有修德的福报，为恶有为恶的后果。自己贪图一时痛快，失德为恶，往往给家人乃至子孙后代带来伤害，这个故事中的郤昭子就是明显的例子。

　　公正决狱

　　叔向的弟弟羊舌鲋，字叔鱼，是一个贪财的人。公元前529年，晋国在平丘与诸侯会盟，叔鱼代理司马一职率兵前往。晋军驻扎在卫国境内，叔鱼乘机向卫国索取财物，并放纵自己的部下任意打草砍柴，扰乱了卫国的社会秩序。卫国慑于晋国的霸主地位，敢怒而不敢言，私下派屠伯送给叔向羹和锦缎，并表示卫国离晋国那么近，就像在晋国屋檐下一样，怎么敢有二心呢，希望叔向帮忙管一管那些任意打草砍柴的人。叔向接受了比较廉价的羹，而退回了锦缎，并说：“羊舌鲋太贪得无厌了，早晚会遭遇灾祸，贵国若以卫君的名义将这匹锦缎赐给他，他可能会就此收敛。”屠伯还没有回去，砍柴行为就停止了。这说明叔向的告诫发挥了作用。

　　后来，晋国两个身世显赫的贵族邢侯、雍子，他们的封地毗邻，因为边界上一块土地的归属问题起了争执，闹得不可开交，拖了很久都没能解决。当时晋国司法长官士景伯正好出使楚国，不在国内，而由叔鱼暂时摄理这一官职。当时的执政韩宣子便将这个案子交给叔鱼处理。其实这件事错在雍子，如果秉公处理，肯定要处罚雍子。雍子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笼络叔鱼，赶忙把女儿嫁给了叔鱼。于是，叔鱼在断案时公然包庇凶手，判决邢侯有罪。邢侯不服，一怒之下竟加害叔鱼和雍子，这让案情变得更加复杂。

　　韩宣子头疼不已，因为牵涉到叔向的弟弟，只好去问叔向这件事该怎么处理。本以为叔向会偏袒其弟，没想到他却表示这三个人都有罪。接着，叔向分析了三人各自的罪行，雍子明知自己有错，却试图笼络叔鱼以掩盖自己的罪过，这是“昏”；叔鱼接受贿赂而无视法律的严肃性，决狱不公，这是“墨”；刑侯毫无顾忌地擅自杀人，这是“贼”。按《夏书》上说的，凡是犯了昏、墨、贼罪的，都应当处死。叔向的分析有理有据，绝不袒护自己的弟弟，赢得了韩宣子的赞赏，韩宣子接受了他的建议。

　　叔向坚守道义、大义灭亲之举，获得了孔子的高度赞赏，称其为“古之遗直”。当时吴国的贤人季札也评价叔向说：“吾子好直。”叔向的耿直廉洁不仅使他在晋国政坛受到尊敬，也维护了晋国的利益。叔向的事迹告诫我们，一个人的修养和品行才是立身之基，所有的权力和财富都是建立于这个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础不牢固、不稳定，其他一切都可能在瞬间化为泡影，而且会给自己、家庭乃至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