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精神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都对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内涵、文化深度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政策理论的学习了解以及工作动态的跟踪关注，情感和灵魂的深层触动也十分必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以反腐败为主线，或者以反映现实“官场”为主题的“反腐文学”及相关影视剧，通过对反腐英雄、腐败分子的形象刻画以及对腐败现象的描述展示，为营造廉荣贪耻的文化氛围、促进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贡献了力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是新形势下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有必要高度重视，积极引导。

不同于制度建设、案件查办那样必须泾渭分明、直奔主题，“反腐文学”虽然也要坚持正确立场，但又绝不仅仅是开门见山式的理念灌输。文学是人学，它要为廉政文化贡献力量，就必须围绕“人”字来做文章———这个“人”就是人性、人文。这个本质决定了文学在反映反腐倡廉这一重大主题时，必须紧扣“人”这一核心，展现出人性的深度、文化的内涵，在触动人心、震撼灵魂、探索文化上下工夫，否则就会费力不讨好、不伦不类。所以我们乐见“反腐文学”创作“向内转”。

所谓“向内转”，是相对于当前一些“反腐文学”过于“外向”的特点而言的。这种“外向”的表现，一是趣味猎奇化。一些作家在迎合大众文化市场的过程中，把“反腐”当作由头，津津乐道于所谓官场斗争、厚黑哲学，所讲的故事成为权谋、情欲、侦破、暴力等“快餐文化”元素的混杂体。羡慕盖过了反思，炫耀替代了批判，甚至附庸认同消极现象。二是思考扁平化。一些作品对腐败问题的思考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把“反腐”简化为正与邪的较量，被形容为“钦差大臣式的领导、白璧无瑕的英雄、理想化的人民群众、邪不压正的结局”，读者看了觉得与自己的现实感受差距太大，难以认同。三是手法模式化。特别是人物形象、故事模式简单，缺少动态变化，一些作者写起权谋“潜规则”游刃有余，探究内心情感则捉襟见肘，等等。

所以“反腐文学”要“向内转”，首先要强化对人性的剖析与拷问。如果把腐败分子塑造得一无是处、把反腐英雄表现得完美无瑕，虽然作者写起来痛快，但读者却会觉得味同嚼蜡。一些小说和影视剧有着较浓厚的“青天情结”和“对阵思维”，腐败分子满肚子歪门邪道，正面英雄则一身正气。甚至有的好干部对妻子受贿一无所知，得知后又毅然决然地将其送到纪检部门。这样“高大全”式的人物，往往难以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共鸣，反而会产生距离感。

优秀的反腐文学作品，应该坚持从文学维度探讨人与腐败的关系，在刻画丰满的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传达出对腐败的批判与反思。但这种批判与反思不简单等同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案件剖析。从政治层面讲，腐败产生的内因是信念滑坡，外因是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力，但文学应该更多地从人性角度看腐败的发生发展，探究人性恶的彰显与善的退缩过程，表现外物诱惑前的自我迷失，展现人在腐败面前的抗争、附庸、摇摆、分裂，通过“腐败”这一社会现象映照出人性的复杂多变。

其实正面英雄也好，反面典型也罢，并不都是与生俱来的，人的内心世界在不同环境下会展现出不同的侧面，并随着外部环境而发展变化，绝不能用简单的符号替代。现实一再证明，腐败分子与贤妻良母、贤夫慈父可能是同一个人；腐败分子的罪行可能也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等等。在作者看来，这些看似简单的情节背后，蕴藏着丰富的人性内涵，是文学创作的富矿，深入细致地表现这些内涵才算得上称职的作者。

近年来，不少作品努力把笔触伸向人的灵魂深处，细腻地描述“官场”中人心理变化的蛛丝马迹，从人性层面探究他们的困惑和异化。比如阎真笔下《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这一形象，就较为深刻地写出了权力和金钱对知识分子人格和价值观的摧毁，展现出人在一步步放弃操守时复杂而痛苦的心理过程。再比如阿井笔下《底线》中的石明雷形象，也让我们想起司汤达笔下于连在追求幸福过程中的意志沉沦和道德堕落，等等。这些作品不论是批判腐败分子，还是表现反腐英雄，都努力寻找他们情感与心灵在复杂环境中的变化发展，展现出人性的丰富性。

“向内转”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要深入发掘和反思腐败所处的特定文化背景。创作和阅读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传播过程，是引导读者观众在阅读观看反腐文学和影视剧的过程中接受廉政文化理念熏陶的过程，因此既要广泛借鉴古今中外文化中的有益资源，也要努力揭示腐败现象的文化根源。这种借鉴与揭示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往往借助于文学意象、文化人格的艺术构建。比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水浒传》中的吴用形象，以及近年来《抉择》、《苍天在上》等一系列作品中主人公形象，就寄寓着作者各自的人格理想。事实上，通过人格化的人物言行传递文化思考与立场观念，往往比直抒胸臆更有力量。人是文化的动物，每个人的思想言行都折射出特定的文化内涵。人物的人格魅力总是激起我们对其所代表的文化的向往，丑陋的现象也会促使我们对其背景文化的反思。比如我们每每回想阿Q的种种滑稽言行，得到的不仅是荒诞可笑的情绪体验，同样会体会到鲁迅先生对国民劣根性的痛恨与批判。而这种感受，往往比鲁迅先生的杂文所传达出的观点更令人印象深刻和长久。

当代中国的“转型期”大背景，以及全球化背景，使得文化对人的行为、对社会现象的渗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和深入。“反腐文学”参与构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需要的廉政文化，就要善于广泛汲取营养，比如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历史中汲取“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传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内圣外王”、修身养性的文化精华，从西方现代文化中汲取公私分明、崇尚制度等政治理念；就要善于借助文化视野观察、表现、思考人物形象和腐败问题，将人性的探究与文化的发掘结合起来，实现文学深度与广度的有机统一。

总之，廉政文化之“化”，不是单纯的外在赋予，而是主客体之间深层次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廉政文化要“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家庭”，关键还在于进人心、触灵魂。相对于其他文化载体，“反腐文学”在这方面具有独到优势。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或者说源于生活又直达心灵深处，这是文学最擅长的力量，也应该是“反腐文学”最出彩的地方。具有丰富人性内涵和文化深度的“反腐文学”优秀作品，就像一面面镜子，让我们照见人性与灵魂，反思社会文化。这种深层次的触动，比起单纯讲述“青天断案”、“邪不压正”故事，更能将反腐倡廉内化为思想上的持续警醒，升华为对反腐倡廉社会文化环境的透彻思考。当然，比起脸谱化、模式化的老套路，这需要“反腐文学”作者投入多得多的观察、思考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