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走出国门，护航“一带一路”建设
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把“一带一路”建设成廉洁之路。这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共鸣和认真思考。这促使我们思考在拓展境外投资经营的同时，也要把“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机制拓展到国外。“一带一路”这个惠及各国、造福人类的伟大工程，决不允许有任何贪腐行为玷污它、毁坏它的形象。
反腐败工作走出国门是从追逃开始的。过去一些年，一些贪官在侵吞国家巨额资财的同时，也为自己寻求庇护所，为逃避法律惩处，一些人走上了逃亡海外的不归路。十八大以来，在深入反腐的过程中，我们启动了“天网”行动，展开海外追逃追赃行动，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了反腐败的国际合作。外逃贪官纷纷被遣返回国，贪官外逃数量逐年锐减，从近百人到2016年的19人，跨国反贪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带一路”是我们与各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开展在经贸、金融、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建设。在此背景下，我们开展反贪工作面也就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以往国际交往或跨国经贸中的贪腐现象并不少见，有些跨国合作项目中出现权钱交易、利益交换、向当地官员行贿、工程回扣、资产转移等腐败行为，而很多参与经营活动的公职人员在外访和洽谈项目过程中，接受吃请、红包、礼品等也已成为一种不良风气。有些海外工程曾有“启动一个项目，倒下一批官员”的说法，而有的跨国公司公关部更被戏称为“行贿部”。这些行为中情节较轻的属于一般违法违纪行为，情节严重的则可能已构成贪污、行贿受贿等犯罪。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加快，上述现象有增长蔓延势头，如何防范上述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过去一些年，国际社会对经济、文化交往中存在的贪腐犯罪给予了高度关注，也通过一些规则文件加以约束，比如大家最熟悉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此外还有针对商业贿赂问题的《联合国反对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贪污贿赂行为宣言》（1996）、《国际合作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贪污贿赂行为》（1997）、《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1997）、《北京反腐败宣言》（2014）、《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2016）等决议。除这些国际性文件和决议，很多国家也都出台过相应规定，如美国的《海外腐败行为法》、澳大利亚的《刑法典修正案（贿赂外国公职人员）》、俄罗斯的《反腐败法》（2008）等。这些决议的通过，都显示出国际社会对打击国际经济交往中贪污贿赂犯罪的决心。
假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现了贪腐问题,将给我们带来巨大危害，如果这类问题得不到根治，必会使本来惠及各国人民的项目成为了少数贪官捞取好处的平台，也会使“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合作受阻，甚至被破坏和阻断。当下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能使清新清明的环境不会变得乌烟瘴气，不会因贪腐问题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如何更好守护我国政府、企业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影响力，这将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要使反腐败工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助力和守护作用，需要突出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加强境外组织机构的党的领导和党组织建设工作。近些年来，随着赴境外投资企业和国际合作事项的增多，出境工作的单位和个人逐年增加。但由于组织分散、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给这些出境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开展正常的党组织生活带来一定困难。出现了在境外党的领导和组织生活薄弱、涣散等问题，甚至有些地方党组织建设工作出现空白。在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将会有更多的单位和个人赴境外工作，这些单位和个人在党的建设上的弱化，会为加强廉洁教育和开展反腐败工作带来困难，所以加强境外党组织的管理和建设就显得更为急迫和必要。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反腐败工作从来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弱化甚至脱离党的领导将给反腐败工作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必须要认真研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境外单位和个人中党建工作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好党建工作。把党风廉政建设延伸到国外，把严明政治纪律和规矩落实到国外。
二是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投资建设合作国家的腐败风险评估。在“一带一路”建设进行过程中，面临的环境千差万别。仅就廉政层面来说，有的国家或地区由于政府机构组织力较弱、行政效率较低、监督系统较弱等原因，属于腐败的易发高发区。在这样环境下开展合作或建设工作就面临着比较高的风险，所以对投资或建设的合作方进行腐败风险评估是必要的。针对由此得出的评估结论，为投资方和建设方提供腐败风险警示，制定相应的预防腐败对策，可以有效降低或规避投资风险，充分保障投资和建设安全。
三是加强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央企、国企的监管工作。过去，中央纪委和各省纪委对国企的巡视工作中，陆续发现了有些国企领导人把个人私利置于国家公共利益之上，通过营造非法利益输送渠道在国企身上抽血，大量攫取公共资源，这些问题经过有效治理后也都收到很好效果。央企、国企是我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队和主力军，在参与国际交流和建设过程中，合作关系、利益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监管也将面临更多难题。改革开放30年来，央企、国企赴国外进行项目投资和建设取得不菲成绩，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监管缺失的问题。在当前进一步拓展对外投资、合作建设的大背景下，应在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物资采购、产品营销、资金设备出入境等方面加强监管和把控。把国内监管与国际监管有机结合，把国内的监管做法和体系延伸到国外，形成大投资、大建设有大监管覆盖的格局。
四是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逐步确立我国的“引领者”角色。我国参与国际反腐败治理时间较晚，但近些年却较快地参与到国际反腐败治理工作当中来，而且我国在进行反腐败追逃追赃过程中，也不断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规则认同、司法协助等合作。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倡导并通过了国际反腐败合作的《北京反腐败宣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将承担更大的反腐败责任，也将有能力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这也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意。我们将积极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上努力从“参与者”向“倡导者”和“引领者”角色转变，与世界各国共同推进廉洁世界建设，推进世界文明不断进步。
（作者：青岛大学反腐倡廉研究中心教授）
